韩小天 » 2005年
回首：站在评估的肩膀上
韩小天 发表于 2005-12-29 14:00:05
晚上回寝，室友说：评估团今天走了，解放咯！我愣了一下，木木地应了一声：哦……
仿佛——如果可以摆点老资格的话——作为一个大四人，评估仿佛已经是一场等了三年的约会，三年筹备——二粮库购并、图书馆翻新、校园网构建、体育场修整，半月忙碌——导员训话、评估考试、晨练晨读、网络论辩，加上7天的小心翼翼，等到翘首以望的终点已在身后，心里竟是一丝淡淡的空落。白果论辩里师兄们的心腹话语让我越发觉得和这所秀丽的校园魂魄相系，可是评估之后，东财该往何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估是东财的一次“考试”，我们为这次前途攸关的考试废寝忘食倾力以赴本无可厚非。但是没有一场考试能够提供一个终点，如果作为育人基地的大学自己也未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桎梏，那么所谓大学内涵、人文精神，所谓培养“现代人和创业者”也不过是一句空谈，毕竟没有任何一个评估能够评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学府”。
在每一道关注评估的眼光背后，在每一次批评与支持的争辩背后，我们必须承认，评估的种种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就在于它与东财人求强奋发的梦互相萦绕，难解难分。我们平静的眼睛里藏着一把精确的时间之尺，度量着东财每日每日的变化，而评估，不过是尺上的一个刻度罢了。我们的心里有一句不轻易说出的话：“东财还可以更好！”
东财可以更好，所以今天在这里回头审视评估，才有更真切的意义——
一， 有规矩，而后成方圆。
全校背“评估四小本”的现象，曾经被斥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我却觉得此举虽有临急抱佛脚之嫌，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迟到了太久的“校情教育”。
以往我们都习惯了在大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去摸索认识东财，到了熟悉了，了解了，也就快毕业离校了。可是学生不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就谈不上遵纪守法，不知法，怎守法？学生不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也更谈不上建设东财，虽有心，难着力！微而观之，一个婴孩不能对陌生的亲人产生喜爱和信任；宏而观之，知国情，而后才能论国事、忧国患、赴国难。大学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个小的社会，必须在了解基础产生认同，在认同基础产生信任，在信任基础产生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产生双赢。
以往因为规定不明，所以学生和学校玩“捉迷藏”互相埋怨；因为权责不清，所以行政部门互相推诿效率低下；因为校情不解，所以学生开展活动缚手缚脚，现在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把问题摆上台面，将规程明文公告。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这次在保障学生权益方面明确规定，学生可以通过“校长信箱、学生处长接待日、权益发布会、学生申诉制度”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学校能够切实施行，学生有理的，学校给予解决，学校有理的，学生给予理解，那么何愁以往某些因为申诉无门沟通不畅造成的学生工作问题不能迎刃而解呢？
二，管理出效率，管理出自由
东财向来是以自由著称的，可是，自由向前一步就是散漫。让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同学感言：
清风月下客：
评估了，导员的“淫威”下，各班各寝的负责人的嚷嚷声中。
11点就睡觉的我嘟嘟囔囔
7点就爬起来的我睡眼惺忪
上课强忍走神冲动～和女朋友发短信冲动～看报纸睡觉的冲动～的我。。。
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在我身边已经缓缓铺开。。。
看到全新的寝室，看到了地板光亮的可以亮出自己身影的寝室
第一次感觉到了蹲厕所不再是煎熬，还可以一边放松一边看报纸
第一次感觉到了叠了被子的感觉其实真的挺好。。。
评估？呵呵，一边骂着评估的同时
我突然发现，大学这四年，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忽略了～
而这次评估真正的唤起了我们：唤起了我们对大学的重新定义
青草菁菁：
那天看着（晨练）报名表，发现以前从来不主动的我们报上了一大篇的名字，呵呵，大家这是怎么了，都愿意５点多起去做某些人鄙视的作假行为吗。看到乒乓球那一栏那么多熟悉的名字，才恍然觉得我需要和她们在一大早起来呼吸早晨的空气，感受阳光还有乒乓球室的欢声笑语…有人说看一群人围一起吃饭的一定是大一的，什么时候起我们学会了独立，却忘记了某些大学里本应有的东西。
大学的自由更多应是指思想和活动而言的，而生活在一个集体中，日常生活有一个集体性的约束，对于生活习惯的养成、寝室关系的协调、集体观念的增强无疑是必要的。我们常常可以在身边发现，有的人自由的熬夜上网，却妨碍了别人休息的自由；有的人大学四年就是在寝室和恋人的小圈子里打发，连基本的交往应对都不懂；有的人习惯了“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两耳“只”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
绝对的散漫导致绝对的堕落，相对的纪律才能保障相对的自由。尤其就东财的具体情况而言，东北的学生从小多习惯在学校和家长的严厉督促下学习，突然间“获得自由”，反而常常不懂得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不是说高中时代的应试教育填鸭教育就是好的，而是说作为大学应该和高中接轨，有个过渡的过程，太想一蹴而就反而容易事与愿违。
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也应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有一点强制性的规范未尝不是好事。象检查卫生、定时熄灯、班级活动、晨练晨读如果适度的施行，都不失为良策。 当然既不要一放就乱，也不要一抓就死。
三，“别人的评估”和“自己人的评估”
随意漫步在学校的每个角落都能感觉到学校为迎接评估煞费苦心，史图墙前平整的草坪，体育场边洁净的小路，四号楼侧漂亮的公告栏，乃至每个路口清晰明了的路牌，都显示着评建工作的细致到位。评估这个“外力”对东财建设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东财的发展还有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评估”，那就是教师和学生心里的“无声评估”。东财在应对评估这样重大考验表现出来的大刀阔斧的魄力人所共见，可是对于某些更直接影响学生和教师心理感受的细节却常常忽略了。
比如在上课的时候常会不合时宜的响起整修草坪或者艺术晚会试音的尖利声音，一位给我们授课的博士生导师说得很中肯：“学校是教育的所在，一切就该以教学为中心，为教学服务，至少不能让其他事情对教学造成干扰，这是一个原则。”可惜今天我们看到，不但喧闹依然，甚至还出现清洁员评估期间上课赶工擦玻璃的情形。
另一个例子是评估的时候看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身着西装革履，依旧在那大声喧哗。我的感觉不是走进了一所大学的图书馆，而是闹市的书摊了。借书的同学侧目冷笑，我也无言。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烦举，这些小事比之这几年办下来的大事，实在是难易悬殊，可是到今天依然故我鲜有改善，原因不能不归结于重视不足。实际上校园建设诸校大同小异，反而是细节取舍倒往往能够彰显原则，积细节而成习惯，积习惯而成传统，积传统而成伟业，这才是我愿意期待的东财的未来。
三年准备，我有信心东财能够在这次“本科教学评估”中取得佳绩，可是还要多少年，东财才能在“自己人的评估”中夺优呢？我拭目以待，数万东财学子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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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迷路的孩子怎样回家
韩小天 发表于 2005-09-13 23:38:51
大约在大二的时候，我便深知我在求学的道路上迷路了。
许多年政治化应试化的教育给我造就了许多偏见，而我身处在这看不见的迷宫里，每每以为突围而出，却实则四面楚歌。对于求生存求安逸的人，便是在这克里特的米诺斯王迷宫里不加思索的前行又有何妨，但是对一个求自由的心灵，不能望清前路，内心总是痛苦的。
我自己开出的一个药方是学习最先进的知识，了解最新颖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在网络漫游的时间颇多，也养成了阅读报刊的习惯。应该说在最初颇有开眼看世界的感觉，但是后来这样的学习习惯助长了我的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网络报刊得来的信息虽然新颖迅捷，但也失之系统严谨，所以所知虽然庞杂，所学却不精谨。
于是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再一次迷茫了。回归课堂的系统化学习，在东财的情形来看，虽利于为专业知识打好基础，但是对于综合素养提高却无太大益处，且老师讲课拖沓进度迟缓深度不够，选用课材也不够精练扎实。对于会计学这样实用性强的学科，尤其感觉效率低下。甚至闹出过成本会计这样重要的专业课苦读两天就pass的小笑话。
对于一个大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治学的方法、处世的规范、判断是非的准则，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原则在大学里是不予传授的，甚至在我的观察来看，多数的老师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这些天的静思和阅读，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青年求学有一个笨拙的方法或者值得一试：
一，重读马克思。今天这个大显大贵的学者已经被搬入神坛，而我觉得要看清神光照耀下的中国，需得亲眼打量一下这位老先生。这位蜚声中外的学者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是什么，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哪些为科学的调查 论证，哪些为主观的预测，它的思想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中国所接受的，又是怎样为中国人理解的……不了解这些，对于今天的种种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实在是一头雾水——恐怕对多数人“马克思”不过是一个概念化得存在。前天蹲在图书馆看完《共产党宣言》，不禁对马克思的胸怀眼界见解折服，完全不是今天格式化的宣言，在我一个稚嫩的青年看来，他是站在他的时代的高峰上的——但是，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而在更先进的时代，多少人扛着马氏的大旗，却连200年前的见识都达不到？
二，重读世纪初的名家名作。当中国走出帝制的时候，多少大师为中国设计了未来的图景。但是就像统治的需要让春秋百家争鸣演变成后来的儒学独尊一样，当年的诸多理论也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建国后的一元思维损害了社会精英放眼世界判断潮流的能力，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只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思想喷发，至于九十年代，或许用物欲横流来形容也不过分，这个阶段的思想界在经济科技领域建树颇丰，但是在政治社会领域却形成了讳言的风气。因此重回世纪初的原点，纠正历史的某些偏见，或许能有意外收益。
于是这些日子一门心思读老书，读历史，实在非思想老旧不求革新，实在是需寻根探本，而后才能百江开源，此一思路可对，容日后评说罢。
许多年政治化应试化的教育给我造就了许多偏见，而我身处在这看不见的迷宫里，每每以为突围而出，却实则四面楚歌。对于求生存求安逸的人，便是在这克里特的米诺斯王迷宫里不加思索的前行又有何妨，但是对一个求自由的心灵，不能望清前路，内心总是痛苦的。
我自己开出的一个药方是学习最先进的知识，了解最新颖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在网络漫游的时间颇多，也养成了阅读报刊的习惯。应该说在最初颇有开眼看世界的感觉，但是后来这样的学习习惯助长了我的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网络报刊得来的信息虽然新颖迅捷，但也失之系统严谨，所以所知虽然庞杂，所学却不精谨。
于是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再一次迷茫了。回归课堂的系统化学习，在东财的情形来看，虽利于为专业知识打好基础，但是对于综合素养提高却无太大益处，且老师讲课拖沓进度迟缓深度不够，选用课材也不够精练扎实。对于会计学这样实用性强的学科，尤其感觉效率低下。甚至闹出过成本会计这样重要的专业课苦读两天就pass的小笑话。
对于一个大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治学的方法、处世的规范、判断是非的准则，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原则在大学里是不予传授的，甚至在我的观察来看，多数的老师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这些天的静思和阅读，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青年求学有一个笨拙的方法或者值得一试：
一，重读马克思。今天这个大显大贵的学者已经被搬入神坛，而我觉得要看清神光照耀下的中国，需得亲眼打量一下这位老先生。这位蜚声中外的学者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是什么，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哪些为科学的调查 论证，哪些为主观的预测，它的思想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中国所接受的，又是怎样为中国人理解的……不了解这些，对于今天的种种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实在是一头雾水——恐怕对多数人“马克思”不过是一个概念化得存在。前天蹲在图书馆看完《共产党宣言》，不禁对马克思的胸怀眼界见解折服，完全不是今天格式化的宣言，在我一个稚嫩的青年看来，他是站在他的时代的高峰上的——但是，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而在更先进的时代，多少人扛着马氏的大旗，却连200年前的见识都达不到？
二，重读世纪初的名家名作。当中国走出帝制的时候，多少大师为中国设计了未来的图景。但是就像统治的需要让春秋百家争鸣演变成后来的儒学独尊一样，当年的诸多理论也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建国后的一元思维损害了社会精英放眼世界判断潮流的能力，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只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思想喷发，至于九十年代，或许用物欲横流来形容也不过分，这个阶段的思想界在经济科技领域建树颇丰，但是在政治社会领域却形成了讳言的风气。因此重回世纪初的原点，纠正历史的某些偏见，或许能有意外收益。
于是这些日子一门心思读老书，读历史，实在非思想老旧不求革新，实在是需寻根探本，而后才能百江开源，此一思路可对，容日后评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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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愚行玷污义举——评会计学院给陈小利捐款最少5元的规定
韩小天 发表于 2005-09-07 08:15:34
今天接到班长短信，院里规定要给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陈小利同学捐款，每人至少5元。
读罢短信哭笑不得，因为两个关于“捐”的事情联结到一起，结果就十分有趣了。
什么叫“捐”，我没有细查过汉语大词典，不过其先决条件是“自愿”应该确切无疑的，突出的是人的积极主动参与。用拽一点的话说：就是我可以捐，也可以不捐，这是我的权利。
陈小利同学为什么值得大家学习，值得作为一个榜样在东财推广呢？不仅因为她无偿提供了造血干细胞，更在于她的这种“自愿”的精神。面对别人的危难，她可以选择袖手旁观而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非难，但是她没有，她很勇敢的站出来，自愿的站出来当这个“志愿者”。——这种精神才是值得我们学习提倡的。
而如果陈小利同学是被领导上“规定”必须捐献干细胞的话，那么我想她在同学们心目中不过是一个为领导谋求政绩的工具，一个无辜的、可怜的被牺牲者罢了，这样的人值得同情，却决不值得学习和敬爱。
但是当大家还在为陈小利的“捐献”感动的时候，学校却来导演一出变味了的“捐钱”闹剧，实在叫人费解。
从社会影响来看，捐钱的“规定”完全抹煞了“捐”字背后积极主动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精神意义，让陈小利同学的一举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一扫而空。因为根据一种可推导的逻辑，会计学院上千名学生可以被“规定”给陈小利捐钱，那么为什么陈小利就不可以被“规定”捐献干细胞？
从学院本身来看，这样的规定完全没有合法依据。如果是捐献就要完全自愿，如果收费就要提供收据。而既非自愿又没有收据的行为，和社会上那些恶劣的乱摊派有什么区别，实在不是堂堂大学的所为。
从陈小利的角度看，虽然学院的主观出发点是为了奖励她的义举，但是相信她这次的义举完全不是从金钱利益的角度考虑，她也不会愿意看到全院学生因为她的“自愿”而被迫“不自愿”地捐钱。
综上所述， 实在看不出学校给陈小利捐款最少5元的规定有什么积极地意义，甚至于校方的良好意愿会适得其反，希望学校能及时纠正。
在此并非为了小小的5元钱说事，一句话可以：捐献可以，重在自愿。
读罢短信哭笑不得，因为两个关于“捐”的事情联结到一起，结果就十分有趣了。
什么叫“捐”，我没有细查过汉语大词典，不过其先决条件是“自愿”应该确切无疑的，突出的是人的积极主动参与。用拽一点的话说：就是我可以捐，也可以不捐，这是我的权利。
陈小利同学为什么值得大家学习，值得作为一个榜样在东财推广呢？不仅因为她无偿提供了造血干细胞，更在于她的这种“自愿”的精神。面对别人的危难，她可以选择袖手旁观而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非难，但是她没有，她很勇敢的站出来，自愿的站出来当这个“志愿者”。——这种精神才是值得我们学习提倡的。
而如果陈小利同学是被领导上“规定”必须捐献干细胞的话，那么我想她在同学们心目中不过是一个为领导谋求政绩的工具，一个无辜的、可怜的被牺牲者罢了，这样的人值得同情，却决不值得学习和敬爱。
但是当大家还在为陈小利的“捐献”感动的时候，学校却来导演一出变味了的“捐钱”闹剧，实在叫人费解。
从社会影响来看，捐钱的“规定”完全抹煞了“捐”字背后积极主动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精神意义，让陈小利同学的一举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一扫而空。因为根据一种可推导的逻辑，会计学院上千名学生可以被“规定”给陈小利捐钱，那么为什么陈小利就不可以被“规定”捐献干细胞？
从学院本身来看，这样的规定完全没有合法依据。如果是捐献就要完全自愿，如果收费就要提供收据。而既非自愿又没有收据的行为，和社会上那些恶劣的乱摊派有什么区别，实在不是堂堂大学的所为。
从陈小利的角度看，虽然学院的主观出发点是为了奖励她的义举，但是相信她这次的义举完全不是从金钱利益的角度考虑，她也不会愿意看到全院学生因为她的“自愿”而被迫“不自愿”地捐钱。
综上所述， 实在看不出学校给陈小利捐款最少5元的规定有什么积极地意义，甚至于校方的良好意愿会适得其反，希望学校能及时纠正。
在此并非为了小小的5元钱说事，一句话可以：捐献可以，重在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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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之痼——试论当前广东经济模式的不足与对策
韩小天 发表于 2005-09-02 21:08:09
从昨天敲到现在，眼睛都绿了。还没缓过气来，却又看到王小波在那鼓吹“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有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来说，有趣的是它应达到的标准。”不禁羞愧于无地。
既然不能像老学究一般认认真真去作学问，又不能造出一些令人发笑的可爱的文字，那还写作干什么呢？
这个世界本有许多无趣的事情，我又添了一件。
这个夏天，“广东经济”再次占据各大财经报刊的显要位置，只是呈现的气象却不是一如既往的高歌猛进彩旗飘，而是带着些许黯淡的反思和质疑。知识界似乎很有借解析“广东模式”破题新一轮思索和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苗头。
今年两条倍受媒体炒作的新闻，一是“广东引擎减速”，一是“山东规模化工业产值守超广东，成为全国第一”。有资料称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增长速度12.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山东3个百分点，而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广东增速为18.2%，较之山东的36%更是差距明显。许多媒体发问：“广东怎么了？”，更有明确打出“反思广东模式”的旗号，甚至鼓吹：“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初看山东”。一时间颇有山雨欲来的气势。
——广东究竟怎么了？
今年的2月，我从家乡潮州出发，行经汕头、惠州、东莞、佛山、广州诸城，尤其重点走访了潮州枫溪、汕头澄海、东莞虎门、顺德乐从四个全国有名的制造业基地，那时我的心中也是带着一个问号：作为中国经济“弄潮儿”的广东，能有多大后劲坚持领先？在光环的背后，真正的广东是天堂胜景还是海市蜃楼？
作为一名财经专业的大学生，更远在千里外的大连读书，思乡之渴常常理所当然的转化为对家乡经济的关注和思索。身在北方，才惊讶的发现，广东在许多人眼里是“经济发达”、“社会开明”、“思潮先进”的地方；但是生在广东，却让我对这种过度一边倒美化的赞扬保持本能的怀疑。
而一个直接的触动则是：大一时，和几个山西的朋友谈论各自家乡的经济，我知道了百年前的山西曾经是吞吐全国金融的枢纽之所，晋商盛极一时，足迹之广，财力之巨，甲于当时。可是今天的山西却沦为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人均GDP排名倒数，落差之大，令人咋舌。我想，今天同样经济冠于全国的广东，是否明天也会在历史的轮回中重演山西的命运，而衰落的一天会在多久后到来？
进入这样深沉的思考时才惭愧的发现自己对于广东的了解还仅限于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岁转月移，关于广东经济的种种信息挤进我的脑海，既有提前完成“十五”计划经济指标、获得亚运主办权、全面加速产业升级等喜讯，也有关于民工荒、人口管理、产业结构失调等种种传闻。只是主流媒体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去年南方报业在盘点“广东十件新闻”时开篇就说：“广东在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好事不断、喜事连连。”如此外家辞令式的新闻资讯总是让人云里雾里，满心疑窦。
对主流语言的怀疑使我尤其渴望亲身走一走看一看这片神奇的土地：面对改革中难以规避的挫折和挑战，亲爱的广东能否一直走得昂扬神气？
——却没想当时居安思危的猜想今天却这样快要面对现实的检验。
品牌与创新：产业升级之路在何方？
在朋友带我参观位于顺德乐从家具博览中心的时候，我几乎错以为这里是北京或者上海的某个大型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家具汇聚中外不同风格，各竞妖娆；巨大的屋穹下，美丽的喷泉旁，间夹着令人目不暇接的家具精品，给人金壁辉煌的感觉。在这座据说占地超过10万平米的巨大展馆里游观了整整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却还意犹未尽。
这里是乐从，佛山市顺德区下属的一个镇！
从博览中心出来，笔直的大路旁是连绵的家具城、木材店，似乎一直走不到尽头。之前听说顺德有十里家具街还半信半疑，现在却是完全哑口无言了。“中国家具商贸之都”确实名下无虚，朋友告诉我，这里的大型家 具店至少在3000家，乐从加上毗邻的龙江，可算是全球最大的家具成品及原料的集散地。
然而转出大路，去往朋友的家具厂的路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路边不时出现一个个白铁大门，不断有一些衣着粗陋、头发蓬松的工人出出入入，路旁还有一些穿着低档的时尚衣服的女人在逗弄孩子。这样的景象就是我熟知的了。如同我猜想的一样，这些大门内就是一个个家具工厂——没有厂名、没有门牌、没有保安，而那些“走在城市里的乡下人”自然就是民工了，在广东，他们被称为“外省仔”。
朋友家里的工厂还算稍微像样，一栋5层的小楼是厂房，加上前面一个破败的篮球场，这就是工厂的全部了。这样的厂子在这里据说是“中等规模”。厂房是没有经过装修甚至简单粉刷的，木架、布料堆在地上。工人们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在各自干活。因为新年刚过，在工作的工人还不算多，“活儿紧的时候，要早晚两班倒”，朋友告诉我。“工资嘛，一般的就几百吧，不过要是手艺好的，像雕花木工，要招到人都不容易，给3千以上都很正常……大学生嘛，说实话不太需要，一般也就1千多吧。”
这样的工厂在广东遍地都是，只有真正置身于这样的地方，你才能理解关于广东经济结构“太过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带动的，还是在做OEM”的指责。在潮州的枫溪——中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常常是一个大铁棚子就可以当成工厂，无须名号，甚至也未经注册，搭起来就开工，实在被检查出违规了最多一拆了之。
而还有许许多多不能称之为“工厂”的，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是经营DVD生产的，据说是在深圳宝安一个住宅区买下两套房子连通就可以作为工场生产了，产品运出去贴上牌子就是风靡全国的时尚产品。前几天《经济观察报》头版报道了广东MP3厂商的大量倒闭的消息应该可以印证我的这个听闻——全国人民曾经将之作为时尚追逐目标的MP3，有80%是从这样的小家庭作坊中生产出来的。而在潮州，这个世界最大的婚纱生产基地，摆列在各国商店的婚纱上面的刺绣是在许许多多平凡人家的小家庭里织绣而成的，大到上了晖的老太太，小到十来岁的小姑娘，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行当来赚取微薄的工钱?
中国历来不乏有经济理论专家去论证一方经济会如何因为竞争的加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进行产业升级，也会条条是道的论述市场经济中通过兼并联合、树立品牌才能做大做强的道理。笔者不过是未出校门的大学生，尚未能从如此高深严谨的理论视角解读广东经济。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窃以为，仅从宏观角度论证广东的经济结构升级之路颇有隔靴搔痒之嫌，而唯有深入观察广东经济的原生态，考察目下经济制度背后的牢固利益链条，似乎才是破解广东之谜的关键。愿试论之：
在广东，许多地方经济都呈现出“一地一业”的特征，以潮州为例，枫溪的陶瓷、彩塘的五金、庵埠的包装，古巷的卫浴都在全国市场占有重要位置。某个地区——常常是以镇为单位——工业集中在一个或数个行业，并且在该地形成全行业较为完整的生产供应链，这样的模式在广东相当普遍。其特点大约可归结为：
1,生产家庭作坊化。虽然在该行业也有若干龙头企业，但是其上游原料或半成品往往分散到诸多小工厂甚至家庭作坊进行加工。
2,经济结构单一。整个地区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少数几个行业，随行业兴衰而浮沉，这也是造成基层政府对该行业大开绿灯、缺乏监管动力乃至包庇违法行为的重要原因。
3,较少兼并、破产。常常是实力悬殊的许多厂家聚集一地却长久相安无事，颇有“携手一致，团结对外”的味道。
4,依赖外来劳力，工人福利较少。应该说相当部分工人都属于临时工性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社会福利甚至基本工资都无从保障。
这样的经济结构多存在于城郊乡镇地区，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老的宗族血缘联盟和毗邻友好关系仍然根深蒂固，某个地方常常是有若干先行者在某一领域尝试成功，然后沾亲带故的便一拥而上，最后带来了行业性的繁荣。许多厂主都是“洗脚上田”，靠着天生的勤劳与聪慧一步步摸索出一条成功之道。有人说广东商人具有天生的草根智慧，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却敢搏敢输敢闯天下，这正是广东赖以崛起的民间活力。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草创时期容易跟风，缺乏独立的战略分析；在发展时期难以加强管理，过于依赖“铺摊子”的粗放式经营；在全盛时缺乏将规模生产力转化为品牌的意识，很少采取兼并、融资、资本运作等有效手段。这些都使得整个地区经济带有相当的投机性，也不利于行业品牌的产生和巩固。我戏称其为“小农性工业经济”，就是小农意识指导下的工业。
另一个存在的重要原因往往不足为外人道，那就是“化整为零”的生产方式更有利于逃避税收和政府监管，可以更无顾忌的榨取民工的剩余价值。这些工厂作坊打开门是生产基地，关上门是家庭，而且分散于大街小巷千家万户，税务局和地方监管部门即使有心也是无力，只好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更何况地方政府本身出于“保护地方经济”或者“乡邻情谊”或者“暗相授受”就更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样一来皆大欢喜，唯一受罪的是外来民工和生态环境，但是利字当头，有谁会去关心这些呢？在潮州枫溪的朋友带我到他家里做客，家里一栋4层小楼就一半是工场一半是住宅，遇到“突击检查”时政府内线就会及时通知，然后把原料工具放进仓库，然后在工场里放上家具或者乒乓球桌就变成彻头彻尾的家居了。而在这里生产的工艺陶瓷远销西欧！
一方面相当多厂主缺乏文化、存在小农意识，一方面乐于在政策夹缝中生存不敢做出头鸟（大企业自然倍受税务局工商局的青睐），这样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生产不注重管理效益，不注重安全设施，不注重员工福利，当然也就不会注重品牌积累和技术创新。一个颇为刺激我的例子就是和朋友去参观澄海一家玩具厂时，主人得知我是会计专业的，很直爽的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会计，只要找个外省妹记一下数就行。”
今年震惊全国的广东梅州兴宁矿难再次引起了国家高层对安全生产和员工福利的关注和强调，据说每个遇难者都获得可观赔偿，而且关停整顿了所有违法煤矿。但是人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煤矿产业。在我看来，兴宁煤矿其实可以说是广东“一地一业”生产模式的典型，只是因为煤矿是高危作业才引起了众人特别关注。
兴宁地区主要以煤矿为支柱产业，《经济观察报》报道说：“不单是很多家庭经济来源靠挖煤,还有一系列譬如汽车维修、运输、钢铁厂等等，连带产业面临生存困境,对兴宁的影响绝对是全局的，‘如果因此而将兴宁的煤矿封杀，后果便是使兴宁经济发展倒退20年。’”
煤矿的潜在危险在当地其实是人尽皆知，小规模矿难也是常有的，可是官员参股、官商勾结织起一顶强大的保护伞，“每到政策上有风吹草动之时，这些股份就发生了作用。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进行开采，与这些股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经济观察报》）
兴宁可以被视为暴露在阳光下的广东经济样本。在许多地方，支柱产业和官商利益勾结的结果就是牺牲弱势的民工阶层和“沉默”的生态环境，只要“朝中有人”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钱说话”。一个鲜明而又可笑的例证就是许多中小煤矿在归属国家或集体经营时年年亏损，一旦承包给个人，承包人却一夜暴富。这是为什么呢？官面上的解释是产权改革促进了业主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阳光下的谎言——道理无非就是私人煤矿可以更方便的通过克扣工人福利、缩减安全支出、无视环保问题、逃避政府税收，最终将亏损的国营煤矿改造成暴利之源。
但是这样情况还能延续多久呢？
和谐广东：第二轮改革的先声？
“春节以来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并不具有无限弹性，民工工资的增长意味着外源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正在趋弱，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跌趋势，与国内民工市场供求关系改变产生的成本上涨压力，最终会对广东的外源型经济发展产生双向挤压效应。”
中国金融网的这段评论可谓扼要。
广东经济曾经的一支独秀依靠的是国家的政策倾向、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广东商人的勤劳智慧，但是归根结底作为新兴的工业生产基地，广东得以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最有力之一的武器就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一是随着国内其他地区的追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消失，山东就声称其劳动力成本是广东的三分之一，二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民工——自始至终都收到广东社会文化的排斥。
今年广州展开“剑兰行动”打击“两抢活动”，短短半月抓获犯罪嫌疑人2200多名，其中外来人口占到90%（据《南方周末》）。这样一方面，外来人口（主要是民工）已经成为广东社会治安的巨大隐患，引发市民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安分守己的民工在广东也找不到认同感，他们的后代更沦为“钢筋水泥大厦下的文盲”。
怎样来形象的描述这种逐渐激化的矛盾呢？
顺德之行，当我的朋友——一个20来岁的女孩——开着丰田车带着我从路边一群群蓬头土脸的民工身边走过时，我的心情是莫名的难受。他们的黯淡的眼神里是看不到希望的，他们可能在这片土地辛勤劳作，度过人生最强壮的年龄，然后回乡老死，却从不会有机会真正体味这片土地的繁荣、富裕、时尚。而我搭公车游东莞虎门的时候，却惊讶于公车的票价高昂，许多高档商厦也写明：“衣冠不整者免进”。歧视就是这样微妙的存在着：东莞是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最高的城市，当地人出行多不用乘搭公车；而所谓“衣冠不整者”，也多是外地人，若你是本地口音，则大可大摇大摆的出入自由。（广东通行粤语方言，语言就成了划分人群贵贱的鲜明标志了。）
另一个问题是环境保护。说走进珠三角就像走进一个大工厂，这个印象一部分来自于其恶浊的空气。很多时候走在广州的街道上都要捂着鼻子，有一回在广州小住半月，竟几乎没有看见过太阳。而在东莞，污浊的河流带着恶臭穿过繁华的城区，大家可以想像，在环境优雅的百佳超市逛完街，走出门口就是臭水沟，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父亲去东莞后回来跟我说：这个地方十年后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或许言过其实，但是已可见病入膏肓。
按某些专家的说法，广东应当为民工提供更为完备的安全、医疗、保险、教育服务，加大环保投入和污染监控，限制高污染企业。这本在情理之中，但是，更高的福利支出和环保支出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成本增加意味着价格竞争力的下降，而这目前对广东而言是致命的。所以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给广东开出一张药方——要达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广东必须转向集约化发展，走产业升级之路，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这是一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子，可是又把问题带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困局——事实上地方政府和工厂老板并没有足够的产业升级、集约管理的动力。
所以走到今天，事实上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又将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寻找改革动力。改革开放2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是“效率”先行，经济主导的话，那么今天改革的主题将是“兼顾公平”、社会和谐!
25年前，是改革开放政策和产权改革带给了广东经济起步的动力源，那么今天，这场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改革将从何处入手呢？笔者年轻识浅，却不惮以疏漏之言作引玉之石：
一是大力推进法制建设。此一口号虽是陈词滥调，但对于目下形势却是重中之重。法制的完备首先可以将地下作坊式经济暴露于阳光之上，将广东经济带回规范化轨道。这些为数众多的地下作坊虽然也曾经给广东经济提供过勃勃生机，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滋长腐败、包庇犯罪、苛待工人、扰乱法纪的重要温床，而当年的许多草根创业者也变成了顽固的既得利益者，由此造成的官商勾结、社会矛盾、环境污染等巨大“负外部效应”不可忽视。
但是遏止地下作坊式经济不该采用以前简单的“运动式”关停罚，而是
1,采取总体上鼓励支持其走向规范化经营，仅对某些顽固分子进行打压惩治的策略。也就是“团结多数，惩治少数”。
2,同时实行“抓新革旧”的方法，在改造旧产业的同时，注意培养较高附加值的新产业并注重对其规范监管，一方面为旧产业资本转移提供出路，一方面树立起经济的新典范。
事实上这一举措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商人或群众，而是作为“执法者”的政府，如果政府还停留在“地方利益保护者”甚至直接参与既得利益分配，采取简单的监督管理手段的话，诸多个体业主也就会存在侥幸钻营心理，或者导致资本外流。这一部分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其中的利益藤葛纠缠复杂莫名，姑且按下不表。
但是无论如何，广东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已经有条件也有必要下决心推行法制化规范化的改革了。20年时间，创业者变成守成者，激情不再，而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也远非以前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调节，任由“地下经济”滋长和默许“潜规则”只能使得广东越来越陷于既得利益者的泥潭，而远离当年改革的初衷。
二是加强教育，吸纳人才。又是老生之谈，却也绕不过去。简单的教育兴国论已经人所周知，这里只重点说两方面：
一方面，第一代创业者垂垂老矣，而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能担起父辈的重担呢？我觉得前途堪忧。广东人常有一种“没有知识也能致富，关键在能否人情练达”的思想，所以对子女教育其实有时颇为放任，而经济条件的富裕又给孩子成长路上设置了太多诱惑。我的朋友中不乏厂主巨贾的子女，可是家境优裕而又能自强自爱的实在屈指可数，因为他们即使一辈子不劳作也能安享安逸。中国人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而如果有一天广东经济的接力棒交到这批“公子少爷”的手中，我觉得前途是黯淡的。
现代的股份制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就是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让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来运营企业。不过这样的想法在目前还是空谈，因为很多广东商人的家族观念浓重，更鲜少能认同“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做法。
所以教育似乎还是不二法门。推行“重教”观念，培养好有竞争力的下一代，其实是所有发达地区的重要战略，因为“教育是未来的竞争力”。
第二方面，教育有利于消除广东与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隔阂。大家知道“粤系文化”是独成一格的，这使得它能在中文主流文化之外开放异皅，但也容易产生“排外”心理。这对吸纳外来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是颇为不利的。一个发达的经济背后需要文化的和谐，开放、宽容的一代才能将广东带向世界。
其中一个有力例证就是我们这些远方求学的广东学子，远赴他乡求学的同时，看待广东的眼光也变得平和了。在广东起飞的背后，许多省市也急起直追，他们很多拥有超越广东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或地缘优势，在残酷的经济竞赛中，鹿死谁手尤未可知。目前而言，广东还未拥有压倒性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经济，地区核心竞争力往往体现在商业文化和人才荟萃上。没有良好文化，不能吸纳高新人才；没有人才，何谈管理创新？
所以才说，在市场经济，排外无异于固步自封。
结 语
说了这许多，其实一个基本视点就是，目前广东所暴露的种种经济问题，其实相当多已经超出纯经济的范畴，而是进入到社会文化领域甚至政治改革范畴。
关于今年这次关于广东经济的剖析，许多专家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如电荒油荒制约论、外贸形势影响论等观点，笔者无力也无意于与专家们商榷，只是希望从一个更微观更直观的角度表达自己对家乡经济的关注。
答案常在问题之外，确实是这次广东之行的一个感慨。“广东减速”可能也是历史给予广东的一个契机，那就是在冷眼中反思自我，跳出经济看全局。第一个在中国实现“经济起跑”的广东，能否在不远的将来第一个实现“经济社会两条腿走路”呢，这才是我，一个普通广东人拭目以待的！（完）
既然不能像老学究一般认认真真去作学问，又不能造出一些令人发笑的可爱的文字，那还写作干什么呢？
这个世界本有许多无趣的事情，我又添了一件。
这个夏天，“广东经济”再次占据各大财经报刊的显要位置，只是呈现的气象却不是一如既往的高歌猛进彩旗飘，而是带着些许黯淡的反思和质疑。知识界似乎很有借解析“广东模式”破题新一轮思索和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苗头。
今年两条倍受媒体炒作的新闻，一是“广东引擎减速”，一是“山东规模化工业产值守超广东，成为全国第一”。有资料称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增长速度12.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山东3个百分点，而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广东增速为18.2%，较之山东的36%更是差距明显。许多媒体发问：“广东怎么了？”，更有明确打出“反思广东模式”的旗号，甚至鼓吹：“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初看山东”。一时间颇有山雨欲来的气势。
——广东究竟怎么了？
今年的2月，我从家乡潮州出发，行经汕头、惠州、东莞、佛山、广州诸城，尤其重点走访了潮州枫溪、汕头澄海、东莞虎门、顺德乐从四个全国有名的制造业基地，那时我的心中也是带着一个问号：作为中国经济“弄潮儿”的广东，能有多大后劲坚持领先？在光环的背后，真正的广东是天堂胜景还是海市蜃楼？
作为一名财经专业的大学生，更远在千里外的大连读书，思乡之渴常常理所当然的转化为对家乡经济的关注和思索。身在北方，才惊讶的发现，广东在许多人眼里是“经济发达”、“社会开明”、“思潮先进”的地方；但是生在广东，却让我对这种过度一边倒美化的赞扬保持本能的怀疑。
而一个直接的触动则是：大一时，和几个山西的朋友谈论各自家乡的经济，我知道了百年前的山西曾经是吞吐全国金融的枢纽之所，晋商盛极一时，足迹之广，财力之巨，甲于当时。可是今天的山西却沦为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人均GDP排名倒数，落差之大，令人咋舌。我想，今天同样经济冠于全国的广东，是否明天也会在历史的轮回中重演山西的命运，而衰落的一天会在多久后到来？
进入这样深沉的思考时才惭愧的发现自己对于广东的了解还仅限于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岁转月移，关于广东经济的种种信息挤进我的脑海，既有提前完成“十五”计划经济指标、获得亚运主办权、全面加速产业升级等喜讯，也有关于民工荒、人口管理、产业结构失调等种种传闻。只是主流媒体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去年南方报业在盘点“广东十件新闻”时开篇就说：“广东在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好事不断、喜事连连。”如此外家辞令式的新闻资讯总是让人云里雾里，满心疑窦。
对主流语言的怀疑使我尤其渴望亲身走一走看一看这片神奇的土地：面对改革中难以规避的挫折和挑战，亲爱的广东能否一直走得昂扬神气？
——却没想当时居安思危的猜想今天却这样快要面对现实的检验。
品牌与创新：产业升级之路在何方？
在朋友带我参观位于顺德乐从家具博览中心的时候，我几乎错以为这里是北京或者上海的某个大型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家具汇聚中外不同风格，各竞妖娆；巨大的屋穹下，美丽的喷泉旁，间夹着令人目不暇接的家具精品，给人金壁辉煌的感觉。在这座据说占地超过10万平米的巨大展馆里游观了整整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却还意犹未尽。
这里是乐从，佛山市顺德区下属的一个镇！
从博览中心出来，笔直的大路旁是连绵的家具城、木材店，似乎一直走不到尽头。之前听说顺德有十里家具街还半信半疑，现在却是完全哑口无言了。“中国家具商贸之都”确实名下无虚，朋友告诉我，这里的大型家 具店至少在3000家，乐从加上毗邻的龙江，可算是全球最大的家具成品及原料的集散地。
然而转出大路，去往朋友的家具厂的路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路边不时出现一个个白铁大门，不断有一些衣着粗陋、头发蓬松的工人出出入入，路旁还有一些穿着低档的时尚衣服的女人在逗弄孩子。这样的景象就是我熟知的了。如同我猜想的一样，这些大门内就是一个个家具工厂——没有厂名、没有门牌、没有保安，而那些“走在城市里的乡下人”自然就是民工了，在广东，他们被称为“外省仔”。
朋友家里的工厂还算稍微像样，一栋5层的小楼是厂房，加上前面一个破败的篮球场，这就是工厂的全部了。这样的厂子在这里据说是“中等规模”。厂房是没有经过装修甚至简单粉刷的，木架、布料堆在地上。工人们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在各自干活。因为新年刚过，在工作的工人还不算多，“活儿紧的时候，要早晚两班倒”，朋友告诉我。“工资嘛，一般的就几百吧，不过要是手艺好的，像雕花木工，要招到人都不容易，给3千以上都很正常……大学生嘛，说实话不太需要，一般也就1千多吧。”
这样的工厂在广东遍地都是，只有真正置身于这样的地方，你才能理解关于广东经济结构“太过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带动的，还是在做OEM”的指责。在潮州的枫溪——中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常常是一个大铁棚子就可以当成工厂，无须名号，甚至也未经注册，搭起来就开工，实在被检查出违规了最多一拆了之。
而还有许许多多不能称之为“工厂”的，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是经营DVD生产的，据说是在深圳宝安一个住宅区买下两套房子连通就可以作为工场生产了，产品运出去贴上牌子就是风靡全国的时尚产品。前几天《经济观察报》头版报道了广东MP3厂商的大量倒闭的消息应该可以印证我的这个听闻——全国人民曾经将之作为时尚追逐目标的MP3，有80%是从这样的小家庭作坊中生产出来的。而在潮州，这个世界最大的婚纱生产基地，摆列在各国商店的婚纱上面的刺绣是在许许多多平凡人家的小家庭里织绣而成的，大到上了晖的老太太，小到十来岁的小姑娘，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行当来赚取微薄的工钱?
中国历来不乏有经济理论专家去论证一方经济会如何因为竞争的加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进行产业升级，也会条条是道的论述市场经济中通过兼并联合、树立品牌才能做大做强的道理。笔者不过是未出校门的大学生，尚未能从如此高深严谨的理论视角解读广东经济。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窃以为，仅从宏观角度论证广东的经济结构升级之路颇有隔靴搔痒之嫌，而唯有深入观察广东经济的原生态，考察目下经济制度背后的牢固利益链条，似乎才是破解广东之谜的关键。愿试论之：
在广东，许多地方经济都呈现出“一地一业”的特征，以潮州为例，枫溪的陶瓷、彩塘的五金、庵埠的包装，古巷的卫浴都在全国市场占有重要位置。某个地区——常常是以镇为单位——工业集中在一个或数个行业，并且在该地形成全行业较为完整的生产供应链，这样的模式在广东相当普遍。其特点大约可归结为：
1,生产家庭作坊化。虽然在该行业也有若干龙头企业，但是其上游原料或半成品往往分散到诸多小工厂甚至家庭作坊进行加工。
2,经济结构单一。整个地区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少数几个行业，随行业兴衰而浮沉，这也是造成基层政府对该行业大开绿灯、缺乏监管动力乃至包庇违法行为的重要原因。
3,较少兼并、破产。常常是实力悬殊的许多厂家聚集一地却长久相安无事，颇有“携手一致，团结对外”的味道。
4,依赖外来劳力，工人福利较少。应该说相当部分工人都属于临时工性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社会福利甚至基本工资都无从保障。
这样的经济结构多存在于城郊乡镇地区，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老的宗族血缘联盟和毗邻友好关系仍然根深蒂固，某个地方常常是有若干先行者在某一领域尝试成功，然后沾亲带故的便一拥而上，最后带来了行业性的繁荣。许多厂主都是“洗脚上田”，靠着天生的勤劳与聪慧一步步摸索出一条成功之道。有人说广东商人具有天生的草根智慧，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却敢搏敢输敢闯天下，这正是广东赖以崛起的民间活力。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草创时期容易跟风，缺乏独立的战略分析；在发展时期难以加强管理，过于依赖“铺摊子”的粗放式经营；在全盛时缺乏将规模生产力转化为品牌的意识，很少采取兼并、融资、资本运作等有效手段。这些都使得整个地区经济带有相当的投机性，也不利于行业品牌的产生和巩固。我戏称其为“小农性工业经济”，就是小农意识指导下的工业。
另一个存在的重要原因往往不足为外人道，那就是“化整为零”的生产方式更有利于逃避税收和政府监管，可以更无顾忌的榨取民工的剩余价值。这些工厂作坊打开门是生产基地，关上门是家庭，而且分散于大街小巷千家万户，税务局和地方监管部门即使有心也是无力，只好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更何况地方政府本身出于“保护地方经济”或者“乡邻情谊”或者“暗相授受”就更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样一来皆大欢喜，唯一受罪的是外来民工和生态环境，但是利字当头，有谁会去关心这些呢？在潮州枫溪的朋友带我到他家里做客，家里一栋4层小楼就一半是工场一半是住宅，遇到“突击检查”时政府内线就会及时通知，然后把原料工具放进仓库，然后在工场里放上家具或者乒乓球桌就变成彻头彻尾的家居了。而在这里生产的工艺陶瓷远销西欧！
一方面相当多厂主缺乏文化、存在小农意识，一方面乐于在政策夹缝中生存不敢做出头鸟（大企业自然倍受税务局工商局的青睐），这样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生产不注重管理效益，不注重安全设施，不注重员工福利，当然也就不会注重品牌积累和技术创新。一个颇为刺激我的例子就是和朋友去参观澄海一家玩具厂时，主人得知我是会计专业的，很直爽的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会计，只要找个外省妹记一下数就行。”
今年震惊全国的广东梅州兴宁矿难再次引起了国家高层对安全生产和员工福利的关注和强调，据说每个遇难者都获得可观赔偿，而且关停整顿了所有违法煤矿。但是人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煤矿产业。在我看来，兴宁煤矿其实可以说是广东“一地一业”生产模式的典型，只是因为煤矿是高危作业才引起了众人特别关注。
兴宁地区主要以煤矿为支柱产业，《经济观察报》报道说：“不单是很多家庭经济来源靠挖煤,还有一系列譬如汽车维修、运输、钢铁厂等等，连带产业面临生存困境,对兴宁的影响绝对是全局的，‘如果因此而将兴宁的煤矿封杀，后果便是使兴宁经济发展倒退20年。’”
煤矿的潜在危险在当地其实是人尽皆知，小规模矿难也是常有的，可是官员参股、官商勾结织起一顶强大的保护伞，“每到政策上有风吹草动之时，这些股份就发生了作用。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进行开采，与这些股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经济观察报》）
兴宁可以被视为暴露在阳光下的广东经济样本。在许多地方，支柱产业和官商利益勾结的结果就是牺牲弱势的民工阶层和“沉默”的生态环境，只要“朝中有人”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钱说话”。一个鲜明而又可笑的例证就是许多中小煤矿在归属国家或集体经营时年年亏损，一旦承包给个人，承包人却一夜暴富。这是为什么呢？官面上的解释是产权改革促进了业主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阳光下的谎言——道理无非就是私人煤矿可以更方便的通过克扣工人福利、缩减安全支出、无视环保问题、逃避政府税收，最终将亏损的国营煤矿改造成暴利之源。
但是这样情况还能延续多久呢？
和谐广东：第二轮改革的先声？
“春节以来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并不具有无限弹性，民工工资的增长意味着外源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正在趋弱，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跌趋势，与国内民工市场供求关系改变产生的成本上涨压力，最终会对广东的外源型经济发展产生双向挤压效应。”
中国金融网的这段评论可谓扼要。
广东经济曾经的一支独秀依靠的是国家的政策倾向、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广东商人的勤劳智慧，但是归根结底作为新兴的工业生产基地，广东得以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最有力之一的武器就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一是随着国内其他地区的追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消失，山东就声称其劳动力成本是广东的三分之一，二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民工——自始至终都收到广东社会文化的排斥。
今年广州展开“剑兰行动”打击“两抢活动”，短短半月抓获犯罪嫌疑人2200多名，其中外来人口占到90%（据《南方周末》）。这样一方面，外来人口（主要是民工）已经成为广东社会治安的巨大隐患，引发市民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安分守己的民工在广东也找不到认同感，他们的后代更沦为“钢筋水泥大厦下的文盲”。
怎样来形象的描述这种逐渐激化的矛盾呢？
顺德之行，当我的朋友——一个20来岁的女孩——开着丰田车带着我从路边一群群蓬头土脸的民工身边走过时，我的心情是莫名的难受。他们的黯淡的眼神里是看不到希望的，他们可能在这片土地辛勤劳作，度过人生最强壮的年龄，然后回乡老死，却从不会有机会真正体味这片土地的繁荣、富裕、时尚。而我搭公车游东莞虎门的时候，却惊讶于公车的票价高昂，许多高档商厦也写明：“衣冠不整者免进”。歧视就是这样微妙的存在着：东莞是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最高的城市，当地人出行多不用乘搭公车；而所谓“衣冠不整者”，也多是外地人，若你是本地口音，则大可大摇大摆的出入自由。（广东通行粤语方言，语言就成了划分人群贵贱的鲜明标志了。）
另一个问题是环境保护。说走进珠三角就像走进一个大工厂，这个印象一部分来自于其恶浊的空气。很多时候走在广州的街道上都要捂着鼻子，有一回在广州小住半月，竟几乎没有看见过太阳。而在东莞，污浊的河流带着恶臭穿过繁华的城区，大家可以想像，在环境优雅的百佳超市逛完街，走出门口就是臭水沟，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父亲去东莞后回来跟我说：这个地方十年后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或许言过其实，但是已可见病入膏肓。
按某些专家的说法，广东应当为民工提供更为完备的安全、医疗、保险、教育服务，加大环保投入和污染监控，限制高污染企业。这本在情理之中，但是，更高的福利支出和环保支出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成本增加意味着价格竞争力的下降，而这目前对广东而言是致命的。所以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给广东开出一张药方——要达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广东必须转向集约化发展，走产业升级之路，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这是一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子，可是又把问题带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困局——事实上地方政府和工厂老板并没有足够的产业升级、集约管理的动力。
所以走到今天，事实上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又将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寻找改革动力。改革开放2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是“效率”先行，经济主导的话，那么今天改革的主题将是“兼顾公平”、社会和谐!
25年前，是改革开放政策和产权改革带给了广东经济起步的动力源，那么今天，这场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改革将从何处入手呢？笔者年轻识浅，却不惮以疏漏之言作引玉之石：
一是大力推进法制建设。此一口号虽是陈词滥调，但对于目下形势却是重中之重。法制的完备首先可以将地下作坊式经济暴露于阳光之上，将广东经济带回规范化轨道。这些为数众多的地下作坊虽然也曾经给广东经济提供过勃勃生机，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滋长腐败、包庇犯罪、苛待工人、扰乱法纪的重要温床，而当年的许多草根创业者也变成了顽固的既得利益者，由此造成的官商勾结、社会矛盾、环境污染等巨大“负外部效应”不可忽视。
但是遏止地下作坊式经济不该采用以前简单的“运动式”关停罚，而是
1,采取总体上鼓励支持其走向规范化经营，仅对某些顽固分子进行打压惩治的策略。也就是“团结多数，惩治少数”。
2,同时实行“抓新革旧”的方法，在改造旧产业的同时，注意培养较高附加值的新产业并注重对其规范监管，一方面为旧产业资本转移提供出路，一方面树立起经济的新典范。
事实上这一举措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商人或群众，而是作为“执法者”的政府，如果政府还停留在“地方利益保护者”甚至直接参与既得利益分配，采取简单的监督管理手段的话，诸多个体业主也就会存在侥幸钻营心理，或者导致资本外流。这一部分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其中的利益藤葛纠缠复杂莫名，姑且按下不表。
但是无论如何，广东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已经有条件也有必要下决心推行法制化规范化的改革了。20年时间，创业者变成守成者，激情不再，而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也远非以前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调节，任由“地下经济”滋长和默许“潜规则”只能使得广东越来越陷于既得利益者的泥潭，而远离当年改革的初衷。
二是加强教育，吸纳人才。又是老生之谈，却也绕不过去。简单的教育兴国论已经人所周知，这里只重点说两方面：
一方面，第一代创业者垂垂老矣，而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能担起父辈的重担呢？我觉得前途堪忧。广东人常有一种“没有知识也能致富，关键在能否人情练达”的思想，所以对子女教育其实有时颇为放任，而经济条件的富裕又给孩子成长路上设置了太多诱惑。我的朋友中不乏厂主巨贾的子女，可是家境优裕而又能自强自爱的实在屈指可数，因为他们即使一辈子不劳作也能安享安逸。中国人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而如果有一天广东经济的接力棒交到这批“公子少爷”的手中，我觉得前途是黯淡的。
现代的股份制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就是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让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来运营企业。不过这样的想法在目前还是空谈，因为很多广东商人的家族观念浓重，更鲜少能认同“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做法。
所以教育似乎还是不二法门。推行“重教”观念，培养好有竞争力的下一代，其实是所有发达地区的重要战略，因为“教育是未来的竞争力”。
第二方面，教育有利于消除广东与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隔阂。大家知道“粤系文化”是独成一格的，这使得它能在中文主流文化之外开放异皅，但也容易产生“排外”心理。这对吸纳外来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是颇为不利的。一个发达的经济背后需要文化的和谐，开放、宽容的一代才能将广东带向世界。
其中一个有力例证就是我们这些远方求学的广东学子，远赴他乡求学的同时，看待广东的眼光也变得平和了。在广东起飞的背后，许多省市也急起直追，他们很多拥有超越广东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或地缘优势，在残酷的经济竞赛中，鹿死谁手尤未可知。目前而言，广东还未拥有压倒性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经济，地区核心竞争力往往体现在商业文化和人才荟萃上。没有良好文化，不能吸纳高新人才；没有人才，何谈管理创新？
所以才说，在市场经济，排外无异于固步自封。
结 语
说了这许多，其实一个基本视点就是，目前广东所暴露的种种经济问题，其实相当多已经超出纯经济的范畴，而是进入到社会文化领域甚至政治改革范畴。
关于今年这次关于广东经济的剖析，许多专家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如电荒油荒制约论、外贸形势影响论等观点，笔者无力也无意于与专家们商榷，只是希望从一个更微观更直观的角度表达自己对家乡经济的关注。
答案常在问题之外，确实是这次广东之行的一个感慨。“广东减速”可能也是历史给予广东的一个契机，那就是在冷眼中反思自我，跳出经济看全局。第一个在中国实现“经济起跑”的广东，能否在不远的将来第一个实现“经济社会两条腿走路”呢，这才是我，一个普通广东人拭目以待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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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无 题
韩小天 发表于 2005-08-29 22:26:26
开始写一些东西了，为了一些人、一些事。
听到小师姐的夸奖总是很高兴的。只是这些日子感觉到自己写作有一个可怕的定势——原本所看所想都是身边的事情，可是一下笔不觉就变成就宏篇大论，不着边际。
年轻人的虚荣驱使着我的笔，而不是自由的思想。。
有时候，写文章就像是在寻找自己呢，原本笃定地以为自己是这样，原来却不是。我的文字里很少写到亲近的朋友也部分是因为如此吧——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坚强地面对某些人某些事，到真正要付诸笔端，才知道不能。每一个坚强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个软弱的“阿卡遛斯的脚踝”，所以写作常常是真实得心酸的事情，眼里有一个目标，脚下却要刻意绕过坑坑洼洼的沼泽，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是哪里了，所以文章的题目竟常常是最后写的呢。
不过写作的折磨倒是常常带来读书的快感。有时候读着读着，会几乎惊呼出来：啊，他想的和我一样，他多勇敢啊。那样的心绪就像发现自己在世上并非孤单一样欣喜——有人和我受着一样的苦，也作着一样的反抗！
前些日子心血来潮特意在大工的图书馆借了罗素的《约翰。克力斯多夫》，随心跳跃着翻看，对于青年克力斯多夫经历的困惑、愤怒、挣扎再不敢报以丝毫轻侮了。第一次读它还是高中时代，内心中有纯净的希望和单纯的无畏，虽然自认为在克力斯多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却又侥幸的相信自己在面对人生的时候会更加英勇。 时间打磨的镜子总是会越来越清晰的让我们照见自己，今天我再伴随青年约翰克力斯多夫逃亡巴黎，却不禁要说：他多么伟大啊！而在这一声赞叹中自己仿佛也借光了彼者的荣耀，心中充满混沌的希望之力。
让我在这里引述一段罗曼.罗兰在卷七序言中吐露的衷言吧：
我那时是孤独的。象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俗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这是一个多么唐吉.柯德式的宣言啊，但是英勇和鲁莽、理想和幻想、明智与圆滑不是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吗——仅仅因为背后需要清澈的理性力量的驱使！苏东坡曾赞叹：“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我辈不及先贤十之一二，却庶几可仿郑板桥自封“青藤门下走狗”之疏狂吧。
走吧，走吧，挟带着鲜活跳动的心，孤独前行。下一个路口，我们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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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网络之怪现象
韩小天 发表于 2005-08-29 09:22:31
这一代的青年人似乎是没有什么资格怨艾的。我是典型的一个。
长大后开始读史，越发觉得自己的生命轨迹不像一个“中国人”，在广东沿海一个平静的文化古城长大，从幼儿园就开始就读小城里最好的学校，在衣食无忧中“痛更快乐着”。困难、噩梦、斗争都是回响在历史深渊的过往了，声音轻微得我们稍微开大流行音乐的音量就能轻易掩盖过去。
然而我们却是最愤怒的一代人，网络提供了一个燃烧的上佳得天然草场，而我们早已经把星星之火燎原了。青年们是很有拯救社会的优越感的，每逢煤矿矿难、农业改革、股市利差、法律表决、房产涨价、打击贪污、追忆抗战，忏悔文革，我们的青年们就义愤填膺的、浩浩汤汤的、争前恐后的——开骂了。小日本已经被证明是猪狗不如，贪官也自然不是娘养的，据说台海开战有很多人要“第一个报名”，煤矿崩塌自然是官商勾结，股市大跌是黑庄作崇，法律制订是部门利益……名目不胜之光明磊落，言语不堪之污秽下流，态度何其坚决果敢，理想何其宏伟磅礴，叫人虽恨其“污染汉字”，却尤怜青年之“匡济时艰”。
每有山林高人撰高文谓“网骂”不过缘于年轻气盛之故，其实质却是民心之大趋向，应鼓而呼之。我倒觉得是骂是劝是谏本是无关宏旨的事情，我的隐忧是由两件小事而起。
其一，某日有某君在某论坛发表抗日屠日之慷慨言论。有人回帖问，君见如此之高，必对日本所知颇深，可否请教一二问题？某君慨然答曰：日本这等狗日国家，听见它名字都玷污我耳朵。一时间，某君之“高亮节气”感天动地，引来回帖近百，莫不额首称颂。
这是网络骂功的较高层次，不知其所谓，唯骂之而已。恰如辩论赛时必称康德马克思，论知识分子必引陈寅恪，谈自由主义必举胡适之——其实不为求真理，不过聊以壮气势罢了。然而今天正是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懂农村、懂经济、懂科学的专家不说话，一方面啥也不懂的升斗小民高举道德大旗破口大骂、上纲上线。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前段时间肯德基爆出的“苏丹红”事件，一方面消费者怒火冲天，一方面肯德基有苦难言，一方面媒体口诛笔伐，一方面政府呼吁克制，却似乎都忘了“苏丹红”是否超标是否有害仅需一组实验室的数据，骂是骂不出来的，还得请专家出来说说话。专家也有话说：既然民情汹涌，大势已定，何苦我出来当挡箭牌？
其二，福建名医戴春福在坐诊时被一名患者捅死，而某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支持患者行为的竟达八成之多。逛逛论坛，有谓之因果报应者，有谓之杀一儆百者，令人不寒而栗——光天化日下的恶性杀人事件也可以在某些道德倾向下被理解为“义行”，真真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
网络逆流正在挑战道德底线！记念抗战本是牢记国耻以谋自强的好事，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就变成对日本人施以“杀、奸、辱、淫”；打击贪污本是维护法纪、明正法威的好事，在某些人眼里就剩下“砍头、株连、分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他们眼里，有一个道德标准可以压倒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就如文革，把你划为“牛鬼蛇神”，然后要杀要剐都是为党为民；就如纳粹，先将犹太人贬为劣等种族，然后种族屠杀也成了荣耀之举——历史不能重演，一群满口“民主、自由、人权”却无视生命尊严的人怎么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人权？
网络许多时候是现实的载体，网络的怪现象自然也扎根于现实：
一方面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不满的发泄。是的，发泄！网络上年轻人们那种踊跃的“参骂”精神很容易让人推想到现实中积压的情绪。如上述的名医被杀事件就被《南方周末》解读为医疗改革中的矛盾激发使然，我认为不无道理。中国的弱势群体过于庞大又过于无力，而网络即使不能切实解决问题，至少也能提供发泄的快感。可是说网络中展示的问题和情绪，其实不到现实中十分之一，有人说中国经济是运行在社会文化的火山口，恐怕虽不中，也不远。
另一方面其实也凸现教育的某些缺陷，我们都更倾向于接受一个结论化的思想，而鲜少能够从多方面搜集分析资料、从不同立场考虑问题，进而产生独立思考的结果。简单说，就是习惯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多元化的世界缺乏多元化思维。而一知半解又自以为是造成了生活中多少的“傲慢与偏见”啊！
最抽象也最悲哀的一点是，这样的不负责任以叫骂为能事的行为，事实说明一个开放社会赖之为基石的“公民意识”还离我们很远。在我们叫骂的时候，事实上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我要让我关心的事情引起大家的重视，至于怎么解决事情与我无关。这是一种奇怪的自卑又自负的心态：自卑的是，期待政府（管理者统治者）为我们解决问题；自负的是，我们自以为能够从道德的高度上判定事物的是非。亚里斯多德对公民的有经典意义的定义是：“公民是那些永久性地参与施行正义和公事办理的人。”可见，行为主体而非道德仲裁才是公民的真正内涵。
最后还是想到白岩松的一句话：
“假如讽刺、愤怒、偏激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一定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但是，激愤在中国于事无补，只有坚韧的改变才是理想中国诞生的良方，哪怕在这种坚韧之中，你会有委屈甚至会有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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