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天

    不过如同以往，稍微听一会比赛就心静了。说实话今晚这四个班的水平还是比我想象的好的，不少辩手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反应能力，还有一点让我羡慕的是普通话都不赖（谁叫偶是广东的呢呵呵），现场"演讲"效果挺好。

    但是思维和知识的广度就在意料之中了，大家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援引的例证和我所见的大多数辩论赛并无二致，不外呼是马哲的几个辩证法，还有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调查"，再加上一点一点对情感的呼唤和对现实的诘问。

    看辩论赛就好象看契诃夫的《普拉东诺夫》，一部戏在全世界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演，说得都是同样的故事，就看看谁演的好了。当然演的最好的就是大师了。可是一个大师产生的背后却也注定有无数幕乏味的戏剧上演。

   对于一部一流的剧本风靡世界无可厚非，但是一种思维与语言过度的统制大脑却将是一种悲剧。我看到那么多青春的鲜活的多彩的人们几乎完全如我意料的去思考去表达，心里总是有莫名的黯然。诚然我们的时代个性已经成为标签成为时尚，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可能是：我们只能追逐感观上器物层面的个性，却很可能失去了雕刻思想和性格的能力。

    然而我无力去苛求他们，甚至不忍去说穿这样的真相。也或许事实上是众人皆醒我独醉罢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春秋"百家争鸣"和俄国沙皇末期大师辈出的时代，现代政治家所鼓吹的公民宪政、社会多元的理念，却总让我觉得这里大学的精神还是未能跟上时代的节拍。

   这样的时候我会怀念旧时的朋友。那时金山好学而不拘一格的风气，毕竟造就了许多不羁的青年。听说许多当时不起眼的人都成为了一方的风云人物，我并不惊讶。经济的多元与嬗变，一方面要求人们有共同的社会理念标准，一方面也要求人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我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大小，很大程度是由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可替代性决定的。如果有10个计算机研究生和一个机床工人，社会会给予机床工人更多待遇的。换而言之，我们努力争取更高学历，无非就是想降低自己在社会认知系统中的可替代性。显而易见，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两个条件：
   
    一，能为社会认知系统识别。有些所谓的天才常常因为恃才傲物而为社会遗弃，有些忠良常常因为过于刚强而为蒙受冤屈，就是因为不懂得"器"与"道"的差别，旧器可以成新道，如果邓小平不说"社会主义"只论"市场经济"的话，中国就不能有今天的局面了。进攻和妥协，都可以是武器。

    二，在社会认知系统中，寻求自己的定位，张扬自己的个性。因为人们即使对优美的事物也都会产生"审美疲劳"，山珍海味吃腻了，馍馍就成希罕物。成本低，效用却高。当然不是非要我们不作山珍海味去做馍馍，而是要做差别化品牌化。大家都做山珍海味，我就一心做潮州菜，乃至旅游服务，或者超前到文物收藏，总容易闯出路来。

    有时候扪心自问，我还是好学生吗？成绩单或许是不忍睹的，但是小学中学第一名的成绩单还少拿了吗，却又如何？自觉每天经过大脑的信息量比之书本不知大几何，可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家，你得学别人要你学的，才算是学习，其他一律不务正业。

    于是青年们不必费力去选择路了，甚至说话也省气力。200年前伟人证明的命题用到今天，被简化成存在就是合理，不亦简便哉～～～～

    之所以说“听唐老师第一节课”，是因为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节课。和唐老师神交已久，却始终无缘识荆，这自然是一个遗憾，却恰也使我不至于在一个学生的忐忑惶恐中失却自我，而能够在文字间用平视的角度去解读一位“师者”的心路旅程。

    06年6月6日晚，之远2005座无虚席，掌声频起，光灯骤闪。第一次坐在唐老师的讲席之下洗耳聆听，谈不上醍醐灌顶的大彻大悟，却有感同身受的心潮澎湃。

    或许有许多人会对这样的论调嗤之以鼻，而我却固执的认为——倘若不是已经头顶北大法理学博士的桂冠，倘若徘徊抑郁之地不是在未名湖畔，倘若讲席之下不是一群持仰视眼光的热情学子，那么唐老师那些关于“人生价值”的探索和追问恐怕不会引起我们如此深切的共鸣。甚至可以不客气的推断，大家景仰的并不是那个身居陋室、囊中羞涩却始终满怀理想主义情结、在人民广场旁边的树林里朗读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唐延明，那不过是个狂人、愤青、落魄者。大家景仰的是那个左手持北大博士、右手持教学名师，一边还能口吐莲花，博古引今的风流才俊。——尽管他是同一个真实的唐延明。一位好友的签名是：“Comedy is tragedy plus time.”生活大概就总是这样嘲弄我们吧，东财的悲哀乃至中国的悲哀就在于：一种精神高度如果不经由俗世成功的推力，就无法为大众所认可。

    请原谅我从这样的角度妄断唐老师内心的孤独，因为我实在并不关心他十年时间得来的若干并非普世真理的生活感悟，却感动于他勇敢的、无保留的将一个既有理想情怀又是“悲观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彷徨、痛苦、奋斗、选择展现在我们面前，提供给我们一个人生的参照系。他的成功和感悟离我很遥远，他对心灵的拷问和向伟大心灵寻求慰籍的虔诚却似乎就发生在我的昨天

    我清楚的知道当他用切身经历谈“风景长宜放眼量”、“得意的时候也许要保持适当的低调，受到挫折的时候不妨慷慨激昂一些”的时候、当他连点成线地串起一溜文学名家并出口成诵的时候，座下的学子们一定心潮澎湃、心向往之，但这爆发的激情往往会很快消逝在题山卷海，抑或真实生活的迷茫之中。甚至对于一些极端的人，唐延明不过是一座放置在北大的浮标，聊作冲刺的方向，而一座浮标大概是无所谓“灵魂探索”和“精神追求”的吧。

    但正是在这样的角度，我才愿意向唐老师致以对一位师者最崇高的敬意。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四年间遇见的东财老师，授业者众，解惑者寥，传道者一二尔。将已有的包装好的知识“运输”给学生，展示自己的博学和优雅，显然是方便快捷而又两厢欢喜的事情；而灵魂层面、人生价值的问题即使对于师者也常常发问多于回答、尝试多于实践、痛苦多于喜悦，在这样不断求索的路上勇敢将自己的脆弱一面展现给学生以帮助他们了解人生的真实，实在是出于“以十分努力，求一分收获”的师者鞠躬尽瘁之德！

    同样的敬意献给唐老师的夫人。同样是北大的余杰曾经这样说：“正如没有华伦夫人就没有卢梭，没有梅克夫人也就没有柴可夫斯基。我又想到生活在中国的那些精神世界的跋涉者们，顾准们，张中晓们，他们却没有柴可夫斯基的幸运，他们在孤苦伶仃中走完了人生的旅途，连一位精神上的异性伴侣也没有遇到。我想，一个诞生不了梅克夫人的民族，同样诞生不了柴可夫斯基。”在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正是那些甘愿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伟大女性成就了俄罗斯天空的璀璨群星；可是在更现实的中国社会，象朱生豪一般得佳侣如宋清如的又有几许。中国的“精神世界的跋涉者”是固执的，也是脆弱的；他们可以在时代风云中傲然屹立，却无法直面内心的滴滴鲜血。在我们感谢今天在讲席上引导我们探索精神之峰的师者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以12分的敬意献给那位伴随师者走过峥嵘岁月、为他拭去血痕包扎伤口的坚贞旅伴吗？

  今天看了电影《美丽人生》。我在想，什么是好电影。

    听说这个片子已久，下载在硬盘里也有些日子，可是几次观看总是不到十分钟就放弃。第一次看意大利的片子，静滞的画面、有点土气的布景，和好莱坞大气豪华的风格似乎是不能比的，也不如国产片子熟悉的气味吸引我。
 
    实话说把它看完初时是出于好奇。一位敬重的大朋友口口声声把它称作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这个片子，然后就有了网上无数次和它偶然的“邂逅”，许多网友mm声称是拿着手帕抹着眼泪把它看完的，更有一位据称年届70的老阿伯自称熬夜看了三编。博客上的相关网评铺天盖地，竟鲜有贬词。

     于是借了这个心里有点发闷的夜晚，带一瓶啤酒，看完了这个片子。

     当片尾乐响起的时候，啤酒还剩下近半。突然有了打开博客写两句的冲动。在电脑前茫然的敲了又删了，仿佛失语了。

     其实心中没有多少赞词，更没有拍手叫绝的欲望，只是有一点莫名的感觉翻腾在心里，只是自觉有些许细节还未明了，有若干面孔已然模糊，然而思绪却还停留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我想伟大的作品未必尽如惊雷轰响于前，更如春风吹拂于面，却有丝丝凉意沁然于心。我想理想和激情足以振奋人心，但是去冗返真的生活、一个小人物的“为所欲为”，才是我们心里潜藏已久的梦想。

     生活并非永远拥有伟大和高尚，所以我们渴望在虚幻的电影世界里寻找他，甚至证明它，这是人的劣根性。生活中总是有种种琐小的真切的欲望是我们——循规蹈矩的我们——所不敢去直面，我们曾经不敢也不屑去承认这种胆怯，却终于在电影的虚幻的世界里面对，这倒是我们的勇气。

    最开始看到主人公基度和朋友无聊而滑稽的对话，看到他偷换别人的帽子，看到他自作多情的向美丽有修养的女教师献殷勤，感觉这是个小丑般的小人物，只足以哗众取巧。远没有好莱坞大片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和狡计百出的奸人那样鲜明的形象。他不过是大街上千千百百人中的一个，委琐得真实，却不足为外人道。

    然而当我看到他终于获得美丽的女教师的芳心，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日子，我的头脑中已成惯性的那些想法在慢慢变化了。我在尝试着想，对于那个女教师，是有一个男子十分绅士的开着汽车送她上班更幸福，还是一个疯疯癫癫乐乐呵呵的丈夫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和儿子在大街上飞飓更快乐。曾经不言自明的道理现在变得值的深思。而显然，我还没有答案。

    后来形势突转，主人公作为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在做苦役得日子得日子里，他始终在给儿子编造一个故事——一切只是一个游戏。这个故事欺骗着也激励着儿子度过了集中营得生活。儿子生活在集中简陋得床铺里，心灵却生活在一个刺激而富有诱惑力得游戏里面。

    这确实是一个小人物得故事，他无力反抗，但是他又确确实实在反抗着暴力与不幸。在一个不把人当人得地方，他以微弱得力量保护了另一个生命得尊严，这样得勇气，比之那些纵横捭阖得领袖，指点江山得伟人又如何呢？

   我还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如果面对时世的变故，我们更有可能是象主人公基度一样卑微而无奈的面对，而不可能象绿林英雄慷慨激昂的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懂得高调的反抗压迫（中国人的斗争哲学恐怕已经登峰造极），但是我们是否懂得低调的在命运的缝隙间爬行，而且——以爱的名义。

    如果我有一个爱人，我会在毫不犹豫在飞黄腾达之际给她锦衣玉食的荣光，带她享受柳前花后的浪漫，但是我有没有信心，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为她坚守，给她希望？

    我还是没有答案。

    一部没有答案的电影，不是因为没有答案，只不过是答案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罢了。可能我们本就带着答案去看这个电影，去过这个生活，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可能只是想来印证别人给予 的答案，而从未想过在这个大千世界探索未知。

    所以现在让我们尴尬的就是，答案可能不止一个。那个曾经必然只有一个的答案现在可能不止一个了，所以我们迷惘了——关于电影，关于成功，关于尊严，关于意义……

    什么是好电影呢？

    今晚是会计学院的辩论赛，我被邀请作为评委和点评嘉宾。说来也惭愧，每一次走近辩论赛场我都会感觉到紧张，我总是惯性的认真的去思考辩题，研究越深，盲点也就越多，每一个问题在知识的层面都是可以延伸无穷远的。虽然知道赛场无真理，但是我所理解的辩论总是严肃的。

    不过如同以往，稍微听一会比赛就心静了。说实话今晚这四个班的水平还是比我想象的好的，不少辩手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反应能力，还有一点让我羡慕的是普通话都不赖（谁叫偶是广东的呢呵呵），现场“演讲”效果挺好。

    但是思维和知识的广度就在意料之中了，大家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援引的例证和我所见的大多数辩论赛并无二致，不外呼是马哲的几个辩证法，还有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调查”，再加上一点一点对情感的呼唤和对现实的诘问。

    看辩论赛就好象看契诃夫的《普拉东诺夫》，一部戏在全世界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演，说得都是同样的故事，就看看谁演的好了。当然演的最好的就是大师了。可是一个大师产生的背后却也注定有无数幕乏味的戏剧上演。

   对于一部一流的剧本风靡世界无可厚非，但是一种思维与语言过度的统制大脑却将是一种悲剧。我看到那么多青春的鲜活的多彩的人们几乎完全如我意料的去思考去表达，心里总是有莫名的黯然。诚然我们的时代个性已经成为标签成为时尚，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可能是：我们只能追逐感观上器物层面的个性，却很可能失去了雕刻思想和性格的能力。

    然而我无力去苛求他们，甚至不忍去说穿这样的真相。也或许事实上是众人皆醒我独醉罢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春秋“百家争鸣”和俄国沙皇末期大师辈出的时代，现代政治家所鼓吹的公民宪政、社会多元的理念，却总让我觉得这里大学的精神还是未能跟上时代的节拍。

   这样的时候我会怀念旧时的朋友。那时金山好学而不拘一格的风气，毕竟造就了许多不羁的青年。听说许多当时不起眼的人都成为了一方的风云人物，我并不惊讶。经济的多元与嬗变，一方面要求人们有共同的社会理念标准，一方面也要求人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我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大小，很大程度是由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可替代性决定的。如果有10个计算机研究生和一个机床工人，社会会给予机床工人更多待遇的。换而言之，我们努力争取更高学历，无非就是想降低自己在社会认知系统中的可替代性。显而易见，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两个条件：
   
    一，能为社会认知系统识别。有些所谓的天才常常因为恃才傲物而为社会遗弃，有些忠良常常因为过于刚强而为蒙受冤屈，就是因为不懂得“器”与“道”的差别，旧器可以成新道，如果邓小平不说“社会主义”只论“市场经济”的话，中国就不能有今天的局面了。进攻和妥协，都可以是武器。

    二，在社会认知系统中，寻求自己的定位，张扬自己的个性。因为人们即使对优美的事物也都会产生“审美疲劳”，山珍海味吃腻了，馍馍就成希罕物。成本低，效用却高。当然不是非要我们不作山珍海味去做馍馍，而是要做差别化品牌化。大家都做山珍海味，我就一心做潮州菜，乃至旅游服务，或者超前到文物收藏，总容易闯出路来。

    有时候扪心自问，我还是好学生吗？成绩单或许是不忍睹的，但是小学中学第一名的成绩单还少拿了吗，却又如何？自觉每天经过大脑的信息量比之书本不知大几何，可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家，你得学别人要你学的，才算是学习，其他一律不务正业。

    于是青年们不必费力去选择路了，甚至说话也省气力。200年前伟人证明的命题用到今天，被简化成存在就是合理，不亦简便哉～～～～

   
    呜呜～～

备份文件中翻出来的一些文字，高中时代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不胜感慨。

    何谓佛？非泥塑金身之象也.何谓佛法？非冗繁不胜之佛经也。佛托天神之象，怀慈悲智慧之心，非欲为天神而为人拜也，实为宏慈悲传智慧于迷信愚顿之民，百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故，佛法非超度亡魂，求财进宝之法，而以慈悲智慧是也。人为万物之灵立于天地，不慈悲无以谐和万物，无智慧难求强壮自身，万物不谐，人间不平，则利欲横生，自掘坟墓，己身孱弱，则百害来侵，束手呼号，难求保命。

    慈悲智慧，实人之光明面也，人人有智慧慈悲，故人人有佛性，即所谓佛是人。然于凡夫俗子，虽佛是人，人却非佛，因人也有魔性，魔性，即人之阴暗面也 ，以贪妄为能事，以争斗为乐事，所求者无非利绿，所争者无非财色，

    此二性共存于一体之内，佛性长而魔性消，则以光明照人，施与舍与，为天下求安宁，为众生争福命，舍生为人类，得名于千古，安心而尽寿。魔性长而佛性消，则以黑暗噬人，唯索之取之，为自身纵欲，哪管他百姓苦难，他人痛心，舍人类为一人，光明广阔之心窍，塞尽算计阴谋。

    人增佛性，则如神于宇宙，灵性纵跃，四海任弛。人增魔性，则如鬼之于地狱，辗转一生，走不出利禄二字。

     故，人朝佛，非朝泥象，是朝自身之光明本性，人求佛解脱，非求鬼神，求自身眼界之超脱，胸怀之宽广。人修佛法，非为成飞纵之仙神，为求慈悲智慧之真我也。

    何是佛，唯我心有佛，何处是佛境？在开明晴朗包容万有之心境，何物是佛法？认知自我，超越自我，成就自我之法门也。

备份文件中翻出来的文字，大概是一份作业吧。

    新世纪之争将是人才之争。因而出现“社会更需要通才还是专才”的激烈论争也便在情理之中。执“通才”说者所持金牌论据之一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不器。”

    孔子何许人，“华族教育之鼻祖，国人道德之先师”也。置身于现代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大成宝殿的“万世师表”匾或许不若昔时庄严闪亮，却也仍在人们心中有沉甸甸的重量。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耻下问，多闻择善等思想至今仍占据许多中国人教育观的核心。鼻祖之遗传，导师之教诲，自应景仰随从，岂复存有疑义？

    笔者较同意通才论的观点，但对用“君子不器”来佐证我国有培养通才的优良传统一说却不敢苟同。笔者一凡人，本不敢冒犯圣人，“猥大人，侮圣人之言”，但西哲也云“爱我师更爱真理”，故试论如下：

    “君子不器”就字面上理解是“君子不能象器皿一样”。

    首先是“君子”的说法，孔子认可的君子是集刚毅木讷、博学约礼、内圆外方、恭敬谨行、严己宽人、忧国忧民、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等品格于一身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趋于完美的理想化的人，是社会上最高尚的人，而我们讨论“通才专才”针对的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一般性人才。能有很多“君子”固然是好的，但正象梁启超提出的，社会需要特出的英雄，更需要普通的英雄。用衡量“最高尚的人”的标准来衡量一般人，不是太过苛刻了吗？

    退一步说，孔圣人的君子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道德模型，而现代人才讲求的是把握命运藐视权威，崇信的是个人价值合理消费，无论“通才”“专才”其首要衡量标准都是能否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当然在完善人格方面“君子”和“人才”有共通之处，但后者无疑较具功利性和实用性。

    再来说“不器”，具体指“不能象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强调博学）还是“不能象器皿一样为人所役”（强调自主），甚至是“不能象器皿一样麻木不仁”，都难有定论。

    《论语》作为中华元典，历来常有各注家望文及义自取所需的情况，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百年来，这句话都被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来西学东渐了，孔夫子的说法和“德先生”有悖了，康有为便把它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还不满意，又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到最后的断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全颠倒了。

    这样的对“圣人言”的附会，究竟能有多大的说复力呢？

    即使采用“不能象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一说，孔子所谓的“不器”和今天的“通才”也有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不妨引申为“工具”，意即“有用”，而孔子所认为的有用是“学而优则仕”，也即做官，孔子强调“不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以“治国平天下”。而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倡通才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新学科新岗位不断出现，而旧学科旧岗位的的内涵外延也不断扩展翻新，如果现代人专业口径过窄，就难以适应工作变化的需要。现代的通才有一个特点就是“知博行专”，即是说学习上要形成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应变潜能，在行动上在工作上却要专一钻研。而孔子所谓的“不器”却是要有多种用途 ，和现代通才的要求可谓貌合而神离。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财富，但我们要有足够的理性态度去对待它，要有敏锐的现代眼光去辨别它。“五四”时代和“文革”时代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全盘否定是错的，因为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民族将踏在虚空；但言必称“孔圣人”思必随“马导师”的做法也很有害处，一个有太多传统的国家也将陷于地底。象关于“通才专才”的争论，国外的优秀大学，如剑桥牛津（通才甚至天才）、洪堡柏林（专才）、哈佛麻省（中庸）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教育是一个最富时代气息的话题，当我们一次次把几千年前的 君子不器”不合时宜的抬出来，是不是恰好反映了我们的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