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天

凡是中国人，大概多多少少都懂得一点官场的“潜规则”，卖弄官腔，因循人情，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默认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连东财里学生会的一个头头，说话都有点“味”。这是中国文化结成的一个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网上面的一个结点。

而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正是以一种鲜有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知识份子面对这个网的不屑、徘徊、挣扎、屈服。文章中“富贵烟云，采菊亦乐”的理想情怀和现实物欲的剧烈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强烈的现实性给我们带来的是扼腕叹息的震撼。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一个“潜规则”编织成的网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选择一种方法来面对它：顺从，战斗，或者其它。阎真的这部作品在社会上引起相当的轰动，就是因为它直面了这个人人尽知却又人人避讳的问题。一位作家评论说：“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也极有可能是千千万万刚刚由教科书和校园里走进社会的有志青年的命运缩影。”

对于我们青年人，《沧浪之水》给我们提交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的学生，应该坚持十年教育锻塑成的正确但也理想化的理论和价值观，还是应该承认社会的潜规则，或者可以简单的说，选择心灵还是物质。

笔者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两者其实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甚至互为前提的。潜规则并非“腐败”“低效”的代名词，它本身是社会结构自发形成的对成文规则的补充，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秩序以降低成本。在现实社会中，正是因为多数人对潜规则的默认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

但潜规则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产物，它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要让潜规则从低效官僚向现代社会的“平等 宽容 高效”发展，必须有一批志趣高远的人，一批改革的人，一批敢吃螃蟹的人。

这批优秀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甚至相当谙熟现实社会的潜规则，只不过他们的眼界和实践不困锢于潜规则之内，身在“六合之内”，眼在“三界之外”，使的是借力打力的“棉掌”功夫。中国企业界的李东生、柳传志都曾是深谙政道的红顶商人，却为中国工业现代化注入了新的理念和风气；即使是厉行官场改革的吕日周、仇和，倘若只是不懂变通的死脑筋，横冲直撞的螃蟹，恐怕也做不上市政的一把手。

相比之下，沧浪之水主人公池大为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用一种理想化甚至幻想化的思想去碰撞社会现实，结果自然是以卵击石。

备份资料中的一些文字。大概是一份作业吧，写得中规中矩。不过现在想想，喜欢的历史小说，《雍正》还真排不上号，我更喜欢高阳的代表作——洋洋洒洒十大本的《慈禧全传》，还有廖心一的《天子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们影响了我看待历史的视角。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二月河的《雍正王朝》，情节迭起，文字生动，难怪最近在学校里一阵风行。但是作为一本历史小说，不同于武侠小说，其真正的灵魂，不单在于其写作技巧，更在其内蕴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的启示意义。

二月河先生塑造雍正形象的时候相对注意了对史实的尊重，而雍正在历史上确实也是一个褒贬兼有的人，应当说小说在史实层面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在于它将历史用艺术化的手法加以表现，二月河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同时，也对雍正进行了过于明显的扬褒抑贬的细节描写，从而塑造了一个封建帝王“君临天下，为民父母”的形象。

尤其，这是在历来有借古喻今传统的中国。一首批评唐明皇的《长恨歌》，"汉皇重色轻天下"，堪称典范。而我感觉以《雍正王朝》为代表的的历史小说，在借“清”颂今的路上走得更远。通过树立一群励精图治的君主和臣民的形象，来揭示一个民族兴盛的奥秘，对一本小说仅仅作为一家之言本无可厚非，对于整个社会形成的思想潮流思维惯性可就害处不小。

    比如，雍正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对君主保持某种独立的"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宦"比那种唯君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但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小说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小说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小说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更且对在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颜直谏的精神都加以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
    经历20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某种期待：有人能以铁腕扫清积弊，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小说迎合了有些人的这种心理。仅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吗？

我们真能从《雍正王朝》里找到解决今日中国问题的药方吗？其实辛亥革命的炮声早已告诉我们答案。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只学雍正的勤政和铁腕，而不从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着手，有100个以雍正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甚至说得更偏激一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其能力威望绝不逊于雍正，但看看毛泽东是何走到他的晚年的。当年中国人民不就是饱受内战之苦、外强欺辱而渴望有一个明君让自己扬眉吐气，同样把民主、权力、思想、灵魂交出去，结果换来一场文革恶梦，肚皮问题也没解决。

对于中国，对于一个民族，要在现代崛起，明君清官的思想已经过时。甚至，明君清官可能会成为现代人在社会不平衡情况下情绪宣泄的出口，而让我们无法以务实开放的心态去直面发展中的问题，一昧期待救世者的拯救。在这个意义上，《雍正王朝》的历史观带给我们文化的，可能是一种负面的东西。

在备份资料中翻出来的文章，好像发在新商报了吧。遥远的回忆……大学……

      北方的天，冷的真快。想来这样的气温，在潮州已经是极寒了，而在这，不过是冬天的前奏——潮州，其实是没有冬天的。
     总是会想起家乡，在一片已经有点模糊的景象中，仿佛过往的岁月总是有无限多的记忆和遐思。哲人说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他就开始老了。而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为了经历和回忆来的， 这个生命属于我的唯一印记，是我可以恣意雕刻它，品味它。至于其他的功名利碌、青史流芳，不过是别人的东西罢了，倘能兼济天下，留一点给后人也罢；倘不能，又何妨给自己一点超脱
   
    我自然不是只求两袖清风飘然世间的雅人，却觉得在这本已浊浊的人世，如果不能摆脱枝枝蔓蔓的羁绊，永在随波逐流中迷惘，有限的渺小的生命就越发支离破碎了。认真的做一件事情，认真的研究一个物事，认真的爱一个人，或许这样的完整性比之所谓的多姿多彩更能吸引我。    
   这样的世界观从高中伴我到大学，可是在东财里的两年，心却在慢慢的冷却。曾经有校刊编辑向我约稿，主题是遗憾，我满口应承。却不想本应随手拈来的文字，熬到午夜人寂灯昏的时候，仍是呼之不来。头脑里翻腾着几年来的记忆，大学已经过去一半，而遗憾竟是也随时间的水流逝去了。
    没有遗憾，自然不是因为天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只不过是太多的事情让我看的淡然了。没有渴望，自然也就没有了遗憾。我还远未到看破红尘的年龄，常常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奔涌的激情。淡然，只不过因为迷失了什么是生活的主心骨，什么是值得用最宝贵的青年时光去守候，去争取的——什么事，或什么人。大学的力量冲涌着我，但是我已经不信任它的方向；我在激流中迷转，看着大一的人踌躇满志的前行，大四的人一步三回头的离去，却又找不到方向了。

    身边的朋友，照着一条既定的轨迹在走，这条轨迹是社会的生产线，只要能顺顺利利走完这条线，就可以打包包装，贴上合格证，拿到市场去卖了。我也是想到市场上给自己卖个好价钱的，于是十年寒窗挣了几个“优秀”的合格证，却不想几年时间“畅销品"成了“大路货”，市场从批量生产走向了个体营销，大学不再是保险箱，社会开始说“修行在个人”，而我们，还要继续自己的不归路吗？？

    常常看那些有关“大学”的文章就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我们的大学不过是蜕变了的“大学”，精神死了的“大学”，和知识精英无关的“大学”。一句不客气的话——大众总是愚昧的，当大学完全倒向大众的时候，它也走向了愚昧。 然而我不甘心，我的大学至少还活在我的心里，努力在精神的险峰尝试与高处的先人对话，努力让自己去走一条阳光大道外的偏僻小路。或许，我的大学，本应属于孤独的。图书馆里的日子是可爱的，晦暗的走廊里一丝丝的阳光也是可爱的。当一个人积极思考而不是被动灌输的时候，他最能感觉到生之力量。

    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期——没有人知道完全正确的路，没有人知道标准的答案。纵观建国50年乃至我们经常自夸的改革25年，每一年都有走到歧路上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从歧路上返回，代价总是巨大的。因为中国人总是一拥而上，总是步调统一，于是成功可以加倍的放大（如建国工业化进程），失败也可以加倍的放大（如文革、国企改革 ）。而一个失败常常要十个成功作为代价！！！事实上，中国在尝试走入一个博弈与选择的时代，多层主题平等选择恰恰是市场规避风险的法宝。但社会的惯性甚至把号称精英的大学也推向了计划与市场的夹缝——收费市场化，教学计划化！！ 

    就写到这里吧，明天要考试了，审计，好久没听课了，师兄说到时老师划一下题就混过去了。前几天考管理会计，复习了一天，觉得也有7、8成把握了。这就是我们苦学半学期的东西了。
    我的头脑可能在号呼背叛，我的血液却神奇般的适应于这种“大学”。我毕竟是中国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苗～～先考试吧

    昨天看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爸爸对四儿说：“读那么多书，不就是要从其中读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勇敢的相信这个道理，那么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回观千百年来的历史，中国官场文化和社会潜规则是一脉相承的。其实社会现实是可以变通的，说读书人“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幼稚的认为社会的规则和书上的伦理是略无二致的。
    中国的规则总是会留下巨大的人为操作空间，而这一人为的操作空间就蕴育了相应的利益空间。看看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怎么说的：“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那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里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这种情景是不是听来很熟悉呀？ 
    巧妙在于，规则的操作空间是免于监督的，为什么呢？因为规则的解说权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手里，士大夫阶层是“孔孟门生”“圣人子弟”，自然可以“代天地立言，为生民请命”了。“专横独夫”也可以解读为“勇于任事”，“轻率冒进”可以解读为“改革先锋”，所以就像《沧浪之水》里说的那样，中国的官要上去不容易，要下来更不容易；什么问题都可以出，查出来都没关系，把经济问题包好就行。 
    所以说在中国成功的秘诀只有两个，一，你是读书人；二，你是谙熟潜规则的读书人。
    你是读书人，你才有说话的份；你谙熟潜规则，你才知道怎么说话。
    今天看 唐 老师的博客，说是北大的学生依靠了金字招牌，可以多读些经典名作；东财的学生困于就业压力，不妨更多作入世的实践。我以为讲的不在点子上。北大的学生也要多接触社会，然后才懂得怎么适当“发表意见”；东财的学生更要多读点书，才可以借“圣人之口”，抒“心中之志”，这样才算内圣外王，臻于造极吧。

    胡说几句，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