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天

备份文件中翻出来的文字，大概是一份作业吧。

    新世纪之争将是人才之争。因而出现“社会更需要通才还是专才”的激烈论争也便在情理之中。执“通才”说者所持金牌论据之一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不器。”

    孔子何许人，“华族教育之鼻祖，国人道德之先师”也。置身于现代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大成宝殿的“万世师表”匾或许不若昔时庄严闪亮，却也仍在人们心中有沉甸甸的重量。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耻下问，多闻择善等思想至今仍占据许多中国人教育观的核心。鼻祖之遗传，导师之教诲，自应景仰随从，岂复存有疑义？

    笔者较同意通才论的观点，但对用“君子不器”来佐证我国有培养通才的优良传统一说却不敢苟同。笔者一凡人，本不敢冒犯圣人，“猥大人，侮圣人之言”，但西哲也云“爱我师更爱真理”，故试论如下：

    “君子不器”就字面上理解是“君子不能象器皿一样”。

    首先是“君子”的说法，孔子认可的君子是集刚毅木讷、博学约礼、内圆外方、恭敬谨行、严己宽人、忧国忧民、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等品格于一身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趋于完美的理想化的人，是社会上最高尚的人，而我们讨论“通才专才”针对的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一般性人才。能有很多“君子”固然是好的，但正象梁启超提出的，社会需要特出的英雄，更需要普通的英雄。用衡量“最高尚的人”的标准来衡量一般人，不是太过苛刻了吗？

    退一步说，孔圣人的君子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道德模型，而现代人才讲求的是把握命运藐视权威，崇信的是个人价值合理消费，无论“通才”“专才”其首要衡量标准都是能否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当然在完善人格方面“君子”和“人才”有共通之处，但后者无疑较具功利性和实用性。

    再来说“不器”，具体指“不能象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强调博学）还是“不能象器皿一样为人所役”（强调自主），甚至是“不能象器皿一样麻木不仁”，都难有定论。

    《论语》作为中华元典，历来常有各注家望文及义自取所需的情况，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百年来，这句话都被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来西学东渐了，孔夫子的说法和“德先生”有悖了，康有为便把它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还不满意，又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到最后的断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全颠倒了。

    这样的对“圣人言”的附会，究竟能有多大的说复力呢？

    即使采用“不能象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一说，孔子所谓的“不器”和今天的“通才”也有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不妨引申为“工具”，意即“有用”，而孔子所认为的有用是“学而优则仕”，也即做官，孔子强调“不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以“治国平天下”。而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倡通才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新学科新岗位不断出现，而旧学科旧岗位的的内涵外延也不断扩展翻新，如果现代人专业口径过窄，就难以适应工作变化的需要。现代的通才有一个特点就是“知博行专”，即是说学习上要形成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应变潜能，在行动上在工作上却要专一钻研。而孔子所谓的“不器”却是要有多种用途 ，和现代通才的要求可谓貌合而神离。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财富，但我们要有足够的理性态度去对待它，要有敏锐的现代眼光去辨别它。“五四”时代和“文革”时代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全盘否定是错的，因为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民族将踏在虚空；但言必称“孔圣人”思必随“马导师”的做法也很有害处，一个有太多传统的国家也将陷于地底。象关于“通才专才”的争论，国外的优秀大学，如剑桥牛津（通才甚至天才）、洪堡柏林（专才）、哈佛麻省（中庸）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教育是一个最富时代气息的话题，当我们一次次把几千年前的 君子不器”不合时宜的抬出来，是不是恰好反映了我们的底气不足？